1、学习胡锦涛讲话 详解和谐社会28字论述
2、论《江泽民文选》的重大意义：科学总结了宝贵经验
3、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
4、确保舆论导向正确的制本之策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
1、学习胡锦涛讲话 详解和谐社会28字论述
编者按：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的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特编辑了这组解读文章，以供网友学习、探讨。
我来评说
民主法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让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各种积极因素得到充分调动；就是要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确保社会的稳定团结；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和谐社会就是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社会。
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还要求实行法治。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社会的无序化与无序状态。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人们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 <<<
公平正义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把社会公平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里的公平不单是指经济公平，而是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在社会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比较接近而不过分悬殊；在法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权利与义务对称，人们的获得应该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作出的贡献相一致；在伦理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和机会。追求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和谐。 <<<
诚信友爱
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实的道德基础，是现代人际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胡锦涛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这说明，诚信友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诚信友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所谓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诚信要求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并按这些规范行事。如果一个社会有了合理的、统一的社会规则，而社会成员又能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这些社会规则，这就有了诚信，也就有利于形成和谐的氛围。在现代诚信体系中，政府诚信是关键，企业诚信是核心，个人诚信是基础。友爱就是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在全社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环境。在这种状态下，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信任人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种自觉行动有助于达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系统的和谐，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的社会。诚信友爱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
充满活力
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特征，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充满活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说，社会的活力来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永不停顿的过程，一个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过程。 <<<
安定有序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对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占主体地位的非对抗性矛盾的各方能够相互促进、良性运行、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社会矛盾，但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是非对抗性矛盾，而且这些矛盾由于不是处于对抗和冲突之中，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经济的、调解的非对抗形式解决，因而矛盾各方能够互相促进、良性运行、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资源，一部分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矿产资源；另一部分虽然可以再生，比如粮食、水果、蔬菜等，但它们的增长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因此，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舒适的生活、休闲空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是一定的。人类需求的增长必须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最小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来进行。在维护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通过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以保证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
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无限制的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这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目标，还会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 论《江泽民文选》的重大意义：科学总结了宝贵经验
2006年08月17日 07:07:55 来源：人民日报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出版了。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党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好用好《江泽民文选》。
胡锦涛同志强调，《江泽民文选》生动记录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最好的教材。
一、《江泽民文选》汇集了江泽民同志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好的教材，是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党的发展，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总是与党的理论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重视用发展着的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与时代发展同步伐、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
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三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重要著作各类选编本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对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发挥了强大思想威力。
党的十五大，在党的十四大的基础上，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出版，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一是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二是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三是决定编辑出版《江泽民文选》。
江泽民同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好的教材就是江泽民同志的著作。
２００１年以来，已经出版了《论科学技术》、《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专题著作。现在，《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了，必将有力地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贯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发展。
《江泽民文选》收入了江泽民同志从１９８０年８月特别是从１９８９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９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
《江泽民文选》分为３卷，共收入各类著作２０３篇，这是从江泽民同志两千多篇、上千万字的文稿中精选出来的。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江泽民文选》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胡锦涛同志亲自领导了编辑工作，对编选工作原则和编选工作进展等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认真阅读了文选收入的全部著作，对编选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
江泽民同志审定了收入文选的全部著作。
《江泽民文选》，是江泽民同志呕心沥血之力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之结晶。
这是一份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是一部经过实践检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科学总结历史、正确把握现实、胜利开创未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肩负的庄严历史使命。《江泽民文选》生动记录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
事非经过不知难。
江泽民同志挑起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重任，正值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之际，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
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１３年里，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困难和风险接连不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华东水灾，“台独”分裂势力猖狂挑衅，亚洲金融危机，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灾害，美国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９•１１”事件，阿富汗战争，等等。
这些关系我国主权、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事件，使党和国家面临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
去岁不远，记忆犹新。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和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奋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进。
１９８９年６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１９９７年２月，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都很关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坚定地表示：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
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严峻考验、面对巨大困难作出的鲜明回答。
这个回答概括起来说，就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一句话，就是要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威武雄壮的活剧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抓住了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评价一种理论，归根到底要看实践，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事实胜于雄辩。
从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２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６９９２亿元增长到１２０３３３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５１９元增长到９３９８元，国家财政收入从２６６５亿元增长到１８９０４亿元。
从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２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６０１元增长到２４７６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１３７４元增长到７７０３元。
从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２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１１１７亿美元增长到６２０８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５６亿美元增长到２８６４亿美元。
在这１３年中，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在这１３年中，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现实。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同胞交往加深，维护了台海和平，促进了祖国统一大业。
人们公认，这１３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
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际敌对势力曾张狂地扬言要在世界上“埋葬共产主义”，妄言中国将会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后尘。然而，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中，社会主义的红旗在中国不仅没有倒，而且更高地飘扬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更加旺盛的活力。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以１３年的艰辛探索和理论创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２０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
深化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首先要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现实奋斗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
江泽民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同时必须看到，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把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创新。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改革；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扩大内需，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扩大基层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科学事业，推进科技创新，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真心诚意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着眼于打得赢、不变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强质量建设；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路子……
这些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取得的重大认识，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这个回答，渗透在整部《江泽民文选》的字里行间。
这个回答，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
四、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突出地把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能否作出正确回答，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历史的演进令人警醒，发人深思。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政权更迭、政党衰亡的重大事件。为什么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会丧失政权，有的政党甚至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经得起长期执政的考验，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好这个法宝，关键是要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使命。
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期执政，必然会对党的建设提出严峻考验和新的问题。
面对严峻考验，面对新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引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深入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说：“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忧患意识，要忧党忧国忧民。首先要忧党。如果不这样认识和提出问题，如果听任各种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恶化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那就难免出现杜牧所说的‘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局面。”
江泽民同志还说：“如果长期执政以后我们的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气，而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以至滥用权力，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我们最后必然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历史兴亡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警醒。”
这些话振聋发聩，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思想深度。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明确和坚持自己的性质，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奠定坚实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党的地位、环境和历史任务如何变化，党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能改变，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不能动摇。
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忠诚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江泽民同志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昨天先进，今天未必仍然先进。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坚持党的先进性，就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凡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凡是不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
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关键要着力解决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大力加强思想建设，坚持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抓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大力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要求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大力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明确要求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从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
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根本的坚持和最重要的发展。
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江泽民同志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和干扰，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革的这个方向和这种性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确定并始终坚持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好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对于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和最终取得完全成功，是极端重要的。
江泽民同志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计划和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逐渐酝酿成熟。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宣告：“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个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其重大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来。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１０年。
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中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大跨度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基本格局，打开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通途。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辉煌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制度创新。
实践证明，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随着时代车轮的飞转，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如何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正确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从汉代到明代初期，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一直领先长达１４个世纪以上。然而，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近代中国落后了，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这个历史教训极为惨痛。其基本教训是，不看世界发展大势，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必然导致国家和民族衰落。
放眼看世界，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和道路的无数志士仁人的重要抉择。孙中山先生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极具世界眼光的革命家。
纵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天下大势，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国际社会稳定……
——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积极寻求和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保持良好周边环境；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扩大我国战略空间……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树立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良好形象。我们努力增强综合国力，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广泛开展互利合作，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建设和发展自己。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不断提高我们搏击风浪的本领。
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和战略思维，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过程中，党中央制定并坚持了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指导原则。在谈判的艰难时刻，江泽民同志作出了“谈判还要进行，但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的重要指示。经过１５年谈判，经过艰难复杂的斗争，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江泽民同志又及时提醒全党，新的较量和斗争刚刚开始，真正的较量还是在国际国内市场上。
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必须善于从国际国内政治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尊严和完成祖国统一置于神圣地位，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
江泽民同志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启示，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上，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基础产业；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既要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又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其中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和风险。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走向世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越来越主动，战略空间不断扩展，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取得了更加有利的地位。
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犹如立于高山之巅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正不可阻挡地冉冉升起！
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贯穿《江泽民文选》的灵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鲜明地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
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江泽民同志又说：“中央一再强调要进行理论创新，为什么？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说要从政治上看问题、考虑问题，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考虑。”
江泽民同志还说：“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我认为，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与时俱进，就必须解放思想，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与时俱进，就必须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中尊重规律、把握规律，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和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与时俱进，就必须根据党和人民新的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这是江泽民同志的名言，反映了他对与时俱进对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重要作用的深邃认识。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古人在几千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个鲜活的道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够形成并发挥强大理论威力的根本原因。
八、《江泽民文选》集中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集中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容、深刻内涵、理论品格
可以说，最能深刻而全面地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代表性著作，都在《江泽民文选》中了。还可以说，最能生动而突出地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文献，也都在《江泽民文选》中了。
了解一种思想理论的全部结论，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如果能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创立者是如何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和忠诚于人民事业以及以怎样的勇气和襟怀去创立的，那么，我们对这种思想理论的把握，就可以更加深刻和全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学习《江泽民文选》，来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几点值得注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国际上“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论调甚嚣尘上之时，江泽民同志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在深刻总结历史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他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又要根据新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
世界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江泽民同志总是自觉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和科学分析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全球性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全面审视和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进程和发展要求，从时代要求出发进行理论思维，使理论更加符合时代前进的步伐，更能自觉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江泽民同志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尊重实践，勇于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竭的源头活水。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说到底，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是指导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思想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本质。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的这首诗，江泽民同志经常引用。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重要动力。江泽民同志多次坦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说：“确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代代相传，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最后成功，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邓小平同志生前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注的，反反复复地讲，想得是很深的。现在，这项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些人身上。我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多，有时夜不能寐。”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党的事业要前进，必须有回答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把握时代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党和人民的壮阔伟大实践，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庄严职责，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
九、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前进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
学好用好《江泽民文选》，就是要深入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精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学好用好《江泽民文选》，就要更好地把握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更好地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指出：“学好用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江泽民同志曾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进程，正在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加辉煌的前景。
我们的事业必将更加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必将更加繁荣昌盛，我们的未来必将更加光明美好。
历史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时代的重任鞭策着我们。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必胜信念。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推动新的实践，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鲜活实践孕育和滋养新的理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胜利！（钟言 闻实）
3、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
【杨叔子简介】1933年生,男,江西湖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博士后流动站评议组成员、国家科技奖励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为我国机械工程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省部级科技奖等多种奖励，学术造诣颇深。同时，他积极倡导在全国理工科院校中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人类经历几千年文明史的发展,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为什么至今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下称中华文化)不仅没有消亡,其历史反而从未中断?这决不是什么偶然,决不是什么侥幸,而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在于中华文化的本身,在于这一文化所蕴涵的哲理,在于这一哲理所拥有的丰富情感与卓越智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在于这一哲理所凝现的民族精神,在于以这一民族精神作为脊梁骨所武装起来的中华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这一民族、这一生命力,历史已充分证明,决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压倒,相反,一定要压倒任何艰难险阻,并从中汲取营养而变得更加强大。 民族,主要是文化的概念而非基因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哲理,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我完全赞成这一论点: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多么深刻:“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凝聚力,主要取决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取决于民族文化情感的吸引力;创造力,主要取决于对民族文化精髓的掌握,主要取决于民族文化智慧的开拓力;而生命力,主要是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总和,是这一总和所体现的战斗力,是民族文化哲理在精神与物质层面上的总体现。正因为中华民族拥有如此富有深刻哲理的民族文化,从而具有无比的情感、智慧与无比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具有支撑中华民族赖以生存、成长、发展的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具有以此民族精神作为坚不可摧的脊梁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进化的征程中,承受了多少惨烈的天灾人祸与严峻的历史考验,但是,没有倒下去,而是顽强地站住了,以史为鉴,以事为师,吃一堑,长一智,天才地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曲折地然而胜利地向前发展,可谓玉我于成。就专业而言,笔者并非学习哲学的,也非研究中华文化的,而是基于一些学习与思考的结果,拟出此文,略陈固陋,求教大方。 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观,十分宝贵。所谓整体观,是全局地有联系地看问题;所谓变化观,是长远地发展地看问题;所谓本质观,是深入地辩证地看问题。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联而不可分割的。 首先是整体观。中华文化哲理一大精华就是讲整体,讲全局,讲“天人合一”,讲“四海一家”,讲“古今一体”。世界是一个整体,事物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客观世界也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是一体的;庄子讲得对,“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按:“是”在这里是指彼此的“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但是,并生,为一,不等于并列,而是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前三个法,是指“效法”,“道法自然”却是讲“道”就是“自”“然”,“自”是主体,“然”是按主体本身的固有规律而动。世界这个整体是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而动,这决不可违反。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是这个意思。我国先哲从未否认人的重大作用,老子又讲了,“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我国先哲所讲的“天道”、“天命”、“常”等,本质上就是世界本身固有的规律。荀子主张的“制天命而用之”,并非要人去征服自然,要自然听从人的主观主义的意愿;相反,是要从自然界的整体出发,而非从一地一物一事一时出发,来运用其固有规律,以造福于社会。我国古代多少工程就是如此决策而完成的。都江堰工程就是杰出的典范之一,显示了李冰父子中华文化哲理的整体观,正确处理了分水、排沙等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不但整治了岷江水患,造就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而且丝毫无害于并有利于自然环境,泽被千秋,功垂万代。今天,一谈到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就似乎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要破坏环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这种只从一地一物一事一时而非整体地来按照“科学”办事,来开发,来“发展”,结果将是得不偿失,岂不令人三思!我国历史上在水利、农业、医药等领域中的许多杰出成就,正是这一整体观在科学技术中的深刻体现。特别是中医,中医治病是辨证施治: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强调人是一个整体;同一病症,因人因时因地因势而异的诊断结论与治病处方,将人作为一个同季节、地方、心情、历史等因素有密切联系的这么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的人来诊治的,而非力求有一“万应灵丹”,来包治同一病症。还有,中医治病的中药往往是以改变人体细胞所含的化学成分及其浓度,来增强人的内部抵抗力,而非只着眼于杀死致病的细菌、病毒等。我国强调“胸中有全局”,正是整体观的深入浅出的表达。 其次是变化观。整体观同变化观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观就是将事物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就是要认识到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就是要联系地看问题。但重要的是,这一联系是动态的或运动的而非静止的,是变化的或发展的而非停顿的,是有机的或相互作用的而非僵死的。中华文化哲理精华之一就是承认“变”。《易》的“易”,实质就是“变”。毛泽东同志的诗句“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就是世界,“正道”就是固有规律,“沧桑”就是“变”。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在其《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东方宇宙观的两个基本主题是:所有现象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宇宙在本质上是能动的。”他又指出:“我们越深入到亚微观世界,就越会认识到近代物理学家是如何像东方神秘主义者一样,终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组成部分是永远运动着的这么一个体系,而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近代物理学家都知道由爱因斯坦等人提出的思想实验中最著名的EPR实验,对这一实验的验证,真确地证明了宇宙的整体性。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与荷兰波密斯特合作,1997年9月就实现了这样的光子量子态的远程传输实验;在实验中,并没有实际的光子从一地飞往另一地,而是两地的光子量子态同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报道这一成果的《量子态隐性传输实验研究》论文不仅在《自然》这一权威刊物上发表,而且被《自然》誉为近百年来该刊物所发表的近代物理学研究论文21篇经典之一。这个世界,这个联系,是变化着的,是发展着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世界就是这么样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正因为我国先哲深知世界在相互联系中起着变化,因此,一方面,如实地将事物作为变化的而非静止的事物来看待,中医的“经络学说”最为典型,对活人,经络确实存在,针灸之类的治病实为有效,然而对死人,进行解剖,却确无经络存在。另一方面,努力地预测事物变化的未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反者道之动”,相反相成,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反面转化,因此,《中庸》告诫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论语》也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因为事物在变化,所以,《周易》指出:“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一定要顺天应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不能僵死不变。 再次就是本质观。整体观、变化观同本质观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其所有的组成部分,尽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变化,永恒运动,演化出大千世界,但在最深的层次上,却是统一的,即本质是相同的。俗语讲得极为精辟“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本质。这体现着“道通为一”。是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确系如此,“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切即一,皆同无性;一即一切,因果历然。”这“宗”,这“无”,这“一”,就是佛家的“空”,道家的“气”,就是物理学的“真空”,就是F•卡普拉所讲的近代物理学的“量子场”,就是大千世界的本质,就是宇宙整体的统一之处。F•卡普拉讲,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量子场,是一个具有连续能量的东西;在某种条件下,由于激发能量而凝集成粒子,粒子随着能量的变化,时而存在,时而消散。目前,物理学前沿又出现了还很不了解的“暗物质”、“暗能量”,但是,可以深信,物理学将来会有更大的突破,会更深入认识到世界的统一的本质,名称当然很可能不叫什么“量子场”,但世界的统一的本质确实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这一卓越的思辨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中华文化哲理是如此地唯物地看待世界,所以在中华文化哲理中,就没有神,就没有“上帝的一棒”,就不是以神为本,而是“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以人为本。对天命的敬畏,实质上是对世界固有规律的尊敬,以及知道一切违反规律的行为必遭规律惩处而产生的畏惧。这一敬畏是极为科学的。中华文化深深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齐报销。”多么通俗!多么深刻!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在最深层次上,是统一的,即本质是相同的。但是,万事万物有不同的层次,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本质。此即,在较浅层次上,本质是互异的,而在较深层次上,本质却是相同的。在物质水平上,冰、水、水蒸气三者是互异的;在分子水平上,它们本是相同的,都是H2O分子构成的;在分子水平上,氧与臭氧的分子是互异的;在原子水平上,氧与臭氧的原子却是相同的;在原子水平上,氧原子与碳原子是互异的;在电子、质子、中子水平上,它们的电子、质子、中子的性质却是相同的。我们还可以类推到粒子、基本粒子水平上去。“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家这一层次中,兄弟互异,有矛盾,还要打架;在对外这一层次中,兄弟相同,一家人,一致对外。 正因如此,世界有众多的层次,事物有众多的相应的本质,事物从而就有千姿百态的相应的不同。当今科学四大基本问题,宇宙起源,物质结构,生命起源,思维奥秘(即大脑本质),就是人类对世界几乎是最深层次本质认识的追求。每一层次的突破,就是科学上划时代重大的发现,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划时代重大的进步。在论及本质观时,不能不论及中华文化哲理所突出的“中”或“度”。《尚书•大禹谟》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一讲法,极其经典,明确提出了“中”,特别强调了“中”。《论语•尧曰》也引用了“允执其中”,“其”就是“厥”。允,是诚信,是公平。“允执厥中”,就是要实事求是把握其度,不要“过”,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度就会质变,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这就是辩证法讲的“量变到质变”法则,也是大千世界之所以成为大千世界的根源。我国古代所讲的“礼”,就是“中”在人际关系中的度量标准或规定。《论语•泰伯》讲:“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就是讲,如果不合乎“礼”这个度量标准,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就走调了,变成了劳扰不安、懦弱畏缩、犯规作乱、尖酸刻薄,甚至走向反面。孔子强调“克已复礼为仁”,就是强调人际关系必须遵循或合乎度量标准或规定,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不能逾越,以保证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所以,孔子高度赞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就是“允执厥中”。本质观之所以重要,因为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才可不为事物的现象所迷惑,得出不妥的乃至错误的结论,而能准确地做出正确的结论或决策。不少现象恰同其本质所反映的现象似乎相反,其实这正是该本质在不同的条件下的反映而已。庄子批评得多好:“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他还讲,“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我们就应力求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如此辩证地透过现象,明察本质,确定自己的行动。 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三者及其不可分割,是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精粹,而最能反映这一哲理精粹的莫过于《易》。此处《易》指《周易》,是《易经》与《易传》的统称。东汉时提出“易”含有“简易,变易,不易”三义。显然,这三义就体现了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易》的“易”,就是“变化”,《易》就是讲“变化”的经典,《易》的英译名就是Change。《易》讲“变化”,卦有六十四个,每卦有六爻,它们就体现着变化、发展,体现着变化、发展的关系、规律。《易》讲整体,六十四卦是个整体,卦两两对应,不是“覆卦”(或称“综卦”)就是“变卦”(或称“错卦”),无此即无彼,无法分割;每卦六爻,也是整体,全面而发展地反映着相应的事物。《易》讲本质,“—”表示“阳”,“——”表示“阴”,世界就是阴阳的交汇、对立的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正电”就有“负电”,有正粒子,就有负粒子。在《周易》中,由“—”与“——”组成了64卦与384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加上“乾卦”的“用九”与“坤卦”的“用六”这两条辞,共有450条卦爻辞,这是一个卓越的辩证哲理系统,黑格尔也不能不对《周易》所蕴涵的辩证哲理,赞不绝口。在此,还要强调指出,阴阳这一对立统一的哲理,一直活跃在中华文化中,到了北宋,张载明确认为:“有物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到了南宋,朱熹明确提出:“天地万物之理,莫不有对。”今天,我国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将“有对”之说誉为中华文化穷本究竟的辩证精神与理论基石。所谓“有对”,即承认事物是“有对”(矛盾)的,并从“有对”的相互关系中,即从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中,去探求世界的变化及其规律。在此应特别提出,朱清时院士及其合作者姜岩博士在其近25万字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著作中明确提出,西方的科学思想是“将整体分解成若干组分的还原论思想”,并对这些组成,采用了分科别类进行深入研究、逻辑分析与实验验证的方法,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日本将Science译成“科学”,显然,这个“科学”即指分科的学问。而对中国而言,朱、姜认为,“可以把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的整体和谐、演化发展、有机论、相反相成的思想用整体论这一概念表达”。显然,这一“整体论”同本文所讲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密不可分。相应地,中国古代所用的科学方法,他们认为,是在整体论的指导下,针对具体情况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的方法。他们强调了东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强烈的互补性,但更加强调“还原论”由于忽视世界的整体性,孤立地重视事物的一个方面,片面地强调科技的自身及其功效,简单地以线性思维对待复杂的世界,机械分科而不有机整合,只顾此,不问彼,时至今日,导致了科技发展与人类文明整体利益之间产生巨大的冲突,西方文明陷入困境,社会不可持续发展;而东方科学思想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下一步革命性的发展有赖于以东方科学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论作为灵魂。他们强烈地瞩望着中华民族,抓紧机遇,再次腾飞。朱、姜的看法是对的.这决不是讲,中华文化就没有“还原论”及相应的方法,西方就没有整体论及相应的方法,所谈的只是文化的主流而已。 二、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哲理的世界观(宇宙观)的体现:世界是由千万事物所构成的一个既有层次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又是变化着、发展着的,并且所有事物及其相互联系又统一于共同的本质。由这样的世界观的引申,中华文化哲理还深深涉及人生观、价值观。既然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则作为世界观组成部分的人生观,就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价值观,同人生观放在一起时,它主要指对处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及民族、人与自然、人与有关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根本看法。在此,价值观就是人生观的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最关键的是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世界观要回答的问题,是个“是什么”问题,“天道有常”,“天人合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常,就是固有的规律。世界有世界的规律,相应,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均各有其固有的规律,人也有生老病死、离合沉浮、喜怒哀乐的规律,“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殁身不殆”。中华文化强调格物致知,格物是研究世界及其规律;致知是了解世界及其规律,此即“实事求是”。格致是诚、正、修、齐、治、平的基础,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中华文化哲理是不承认“神”的,不承认有什么“神”决定着世界。《易》无神,《老子》无神,《论语》无神。它们所谈的神,所谈的天命,实际是指世界的规律。我国的佛教是外来的,但是传入我国之后,就受着中华文化哲理的影响,天堂化为了人间,最终中国化了。世界是一个系统,任何事物也是一个系统。系统有层次,有大小。对任何一个系统而言。系统等于元素加关系,关系即元素之间的关系。系统要好,一是元素要好,一是关系要好,“和而不同”。元素总是有差异的,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世界的多姿多彩;关系总是要和谐的,没有和谐也没有世界,也没有世界中的相互依存。对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元素是人,关系是人际关系。社会要好,就要有好的人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要好,已生动表现在中国谚语中,“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关系好,就能干;然而,“三个和尚没水吃”,关系坏,就什么也干不了。人要好,就是人的素质要好,就要正确对待自己,努力提高自己;要如《周易》“乾卦”所讲,要像天那么刚健正直地运行,“自强不息”。人际关系要好,就要正确对待别人,同外界友好相处,要如《周易》“坤卦”所讲,要像地那么宽柔敦厚地存在,“厚德载物”,和谐协调。孔子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与乐,正如《礼记•乐记》所讲,礼讲异、讲别、讲序,而乐讲同、讲和、讲化。礼乐就是讲不同而和。和谐不等于完全美满,不等于十分完善,不等于已“止于至善”。差异就是不同,关系中会有矛盾、斗争,变化、发展始终存在,而这正是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和谐,“仇必和而解”,而且还可以发展到“量变到质变”,成为一个新层次的和谐。 世界观包含了人生观,也是人生观的基础。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对生与死的看法。中华文化哲理对人生的根本看法,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是同对自然界的根本看法紧密交融的,即人生观同自然观是紧密交融的,由对自然界及其变化而感悟人生。孔子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讲:“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是短暂的:比之于人类历史,极为短暂;比之于宇宙,忽略不计。庄子十分深刻地看待这一“短暂”,“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何等辩证!中华文化哲理高度珍视这一短暂的人生。人生的确是短暂的,似过眼烟云。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就是把人生看成一梦。他讲,你在做梦时并不知在做梦,何况,梦中还有梦,大觉才知有大梦;孔子与你都是梦,我这么讲你,本身也梦。所以,在《庄子•齐物论》最后一段,无怪乎他讲,是庄子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子。这是著名的深刻的寓言。中华文化哲理对人生是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孔子正因为感悟到“逝者如斯夫”,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李白感悟到“浮生若梦”,就“秉烛夜游”。佛教的最主要的经典《金刚经》在最后有首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上的一切,都不过是空幻而已。然而,中国化了的佛教,例如华严宗,在《华严金狮子章》中明确提出:“虽复彻底为空,不碍幻有宛然;缘生假有,二相双存。”不可能只有空,而无色、无幻有;不可能只有量子场,而无粒子,无粒子的生成物。空与色,实在与幻有,真空与物质,量子场与粒子,都同时存在。纵然空与量子场万万岁,永恒存在,尽管幻有稍纵即逝,粒子一生即灭,但是幻有与粒子毕竟存在过。人出生之后,总还生存了、活着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短暂”的人生。哲理不能不回答应该如何对待这一“短暂”的人生的问题,人生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人,刚出生时,双拳攥得紧紧的,似乎来到人间想抓取一把什么;然而,在死去时,双手却张得开开的,确实什么也没有抓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人来到世上,享受了前人止创造的成果;如果,后人取之多,付之少,社会财富何能积累?!社会何能进步?!巴金讲得多么好:“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巴金就是这么度过一生的。自古以来,志士仁人就是这么度过一生的。明代陈继儒有幅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边云卷云舒。”对人生的看法,豁达固然豁达,但积极向上不够。我给上、下联各续了两句,上联的是“细品尝,终归有味”,下联的是“深追究,毕竟多姿”。人生是十分有滋有味的,是非常多姿多彩的,应如同孔子所讲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去求知,去生活。人的一生,“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是爱人。所以,他讲:“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人,应有能力去做实实在在有利于别人的事。从我国的古代名言,老子的“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孟子的“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所忧者,民亦忧其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现代的名言,朱光潜讲:“人生应该如同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雷锋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是的,这都是一脉相承的。人生,对于个人而言,应是豁达的,出世的;对于人民而言,应是积极的,入世的。人,人的一生,应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孔子讲,“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讲的是如何对待自己,“博爱之谓仁”。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讲的是如何对待别人,“行而宜之之谓义”。文天祥来了个概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面对生死,应该如何?活,活要活得重于泰山,而不能轻于鸿毛;死,死要死得重于泰山,而不能轻于鸿毛。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讲得十分清楚:“苟利国家,死生以之。”林则徐作了进一步发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明代于谦宣称:“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就是中华文化正视人生的哲理。 价值观,人生观必然的延伸,可以认为是,对处理有关人的各种关系的根本看法,即关系应如何处理?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孰可孰不可?《四书•大学》讲得多么深刻:“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尽道矣!”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国家重于家庭,家庭重于个人。《四书•大学》开始讲的八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然,格致是基础,修身是关键,齐家是初级目标,治平是高级目标。即使是个离群索居者,不要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至少应无害于治平。我国讲忠孝节义:忠,“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对国家负责;孝,我国蒙学读本就有《孝经》,“百行孝为先”,对父母、长辈负责;节,相敬如宾,携手偕老,对配偶、家庭负责;义,荣辱与共,重于泰山,对朋友负责。负责,就是负起责任,就是先于个人。我曾借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来说明这一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生命,讲个人,当然可贵,生命属于个人只有一次而已;爱情,讲家庭,价更高,无家何能繁衍后代;自由,讲国家,讲民族,其重要性远在个人、家庭之上了。中华文化哲理并不是摒弃、不顾、否认个人的利益、个性、自由、权力、作用等等,完全否认个体,集体又是什么?完全否认个体利益,集体利益又是什么?完全否认个人作用,集体作用又从何而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富,人人富;一个先进单位,单位先进,人人努力。我国谚言讲“家和万事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家庭利益等集体利益之下,严格讲,置于其中,以其为个人的最大利益、最高品德,将其熔铸于个人灵魂之中了。我国彪炳史册的圣人、贤人、忠臣、民族英雄以及一切志士仁人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其实,在我国古今芸芸众生中,这类人物也不胜枚举。他们深深了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不存,个体安在?当然,毛之不存,皮将焉保?个体不兴,整体安盛?胡锦涛同志讲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整合的生动而深刻的表达。这一整合,就是中华文化哲理所凝成的杨振宁先生所讲的中华民族的韧性。正因为有了这一主要因素,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方能繁衍至今,而且还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三、中华文化哲理所蕴含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以及由其所支持与融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们经过历史的洗炼而凝现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是一有时代性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在今天,“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再读一读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读一读演讲中关于我国优秀传统的内容,就可以清楚知道,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民族精神的深刻论述,正是这演讲有关内容的重要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正是中华文化哲理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最集中的凝现,正是爱国主义这一决定性的因素确保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历史上的暴风烈雨、千难万险的考验,胜利地发展到辉煌的今天。季羡林先生上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是什么?中国人文精神是什么?这一优秀传统就是人文精神;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我曾向季羡林先生讲过:“我能否对此作个注解?爱国,文天祥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骨气,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爱国一定要有骨气,爱国加上有骨气就是爱国主义。我国历史上有多少忍辱负重为国家、为民族而忠贞不屈、感天泣地的壮烈史绩!汉代班固讲得十分简炼:“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宋代苏洵讲:“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现代画家李苦禅讲:“画的价值,在于人格。人格——爱国第一。”而明代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话,早已成为我国世代广为流传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爱国,决不是抽象的。爱国实质上是爱民。民为邦本。“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早就提出了这一论点。春秋齐国管仲就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并指出:“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爱国必然爱民。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沉痛呼吁:“欲摇桨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我国古代,爱国与忠君往往不可分割,但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去苛求古人,不能闹出“文革”十年浩劫中的荒谬结论:我国历史上的清官比贪官还坏,清官麻痹人民,强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贪官激怒人民,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崩溃。我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是致力要实施仁政的,仁者爱人。他们知道,民为邦本;实质上,他们承认了国家应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是否应属于人民?他们承认劳动人民是“官”的“衣食父母”,而非“官”是人民的“父母官”。范仲淹的《江上渔者》,张俞的《蚕妇》,梅尧臣的《陶者》,李绅的《悯农》等诗篇就是证据。唐代白居易在《观刈麦》诗中写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明代哲学家吕坤是个大官,位居正二品,他在自挽诗中写道:“我亦轩冕徒,久浸民膏脂。”深沉真挚感人!是否应为了人民?闻一多先生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讲,屈原之所以“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这“行义”是追求真理,“虽九死犹未悔”,“哀生民之多艰”。闻一多先生这位爱国诗人,同屈原的心声一样,热爱着自己的人民。而具有民族硬骨头的鲁迅先生,公开宣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否应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历代有见识的人士,深深了解,民犹水也,唐初名相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明确指出,“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显然,人民当家作主,讲的就是应属于人民的问题。坚持党的领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讲的是应为了人民的问题。依法治国,国家的法律代表人民的意志,体现人民的力量,讲的是应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既然人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的一切,当然一切就应属于人民;既然人民能创造历史,能创造社会的一切,当然,一切就应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既然人民在创造历史,在创造社会的一切,人民的创造就是为了人民自己,当然,一切就应服务于人民。邓小平讲得多么感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与人民。”邓小平的话正充分体现了这点。发展到今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自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哲理这一中国实际与时俱进相结合的表现。属于人民是最基本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正体现这一点。为了人民,不是以救世主的立场去挽救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不是以救世主的观点,利用人民的力量来达到自己救世的目的。历史上许多救世主的人物,“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不正是如此吗?! 作为民族精神第一个内涵就是“团结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团结,国家统一,版图统一。统一是最大的责任，团结是统一的基础,统一是爱国的标志。我国多少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为了捍卫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谱出气壮山河、光耀日月的爱国主义壮歌,为我国人民世世代代所歌颂。“人心齐,泰山移”,团结统一实实在在保证了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顽强存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断发展。众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分裂是短时的,不占主要地位,统一是长期的,占有主要地位。还有与此有关的,兄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由于中华文化哲理而产生的文化巨大包容性,文化迅速融合,中华文化的强大与发展,促进与形成了民族之间更广泛更深刻更牢固的融合,为我们国家、民族抵御风险提供了更强大的基础与保证。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深刻指出:“中华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台湾同大陆,不但同种,更是同文,本是同根生,源远流长,不可分离。显然,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公开闹“台独”,必将遭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中华女儿的坚决反击,必将自取灭亡。这是我国历史上已一再作出了的不可改变的结论。 民族精神第二个内涵就是“爱好和平”。如果讲,“团结统一”,是对国家内部的;那么,“爱好和平”,就是对国家外部的,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尚书•尧典》一开始就声明:不仅要“以亲九族”,而且要“协和万邦”。我国历史上,对周围邻邦,只要不危及我国的根本利益,就力求睦邻;即使由于种种原因,最多只要求“臣服”,而非侵占,非吞并,还不干涉其内政,乃至应邻国要求,维护其对外独立与对内稳定。2005年,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七下西洋,不是兵舰大炮,不是武力征服,不是掠夺,不是贩卖黑奴,而是情谊礼品,结交朋友,是和平外交,堪称典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震响着我国和平传统的心声。上世纪50年代,由我国与友好国家一起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国际关系准则,正是“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时代表现。一直到今天,我国本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精神,睦邻,安邻,富邻,来同邻邦相处。如有国际友人来访,那么,《论语》第一篇第一章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亲切之言,就会被一再引用。其实,“爱好和平”,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哲理的国际凝现,求同存异,崇尚国际关系的和谐。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国际关系,我国文化哲理就是“厚德载物”,民胞物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见甚至兼及自然。孔子所力主的“仁”,从正面讲,是“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成人之美;从反面讲,是“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成人之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为孔子认为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句话,历代崇尚,而且在国际上,曾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就是今天,也得到高度的赞誉。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之所以伟大,不但在于最古最大的民族及其文化得以复兴与崛起,而且在于这一复兴与崛起极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人类的繁荣与昌盛。我国一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和平崛起。我国一贯反对以武力去解决问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更反对以武力行不义之事,“多行不义,必自毙”;只是在不得已时,被迫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如果有人妄图以武力来危害我国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很明确:一反对,二不怕,我国将被迫以武力还击。今天,在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的问题上,外国势力胆敢以武力来干涉,我们仍然如此,必坚决还之以武力。 民族精神第三个内涵是勤劳勇敢,第四个内涵是自强不息。如果讲,团结统一,爱好和平,是就国家、民族而言,是整体观的凸显;那么,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不仅是就国家、民族而言,而且更多的是就个人而言,是变化观、本质观的凸显。国家、民族要繁荣强大,根本是要提高国民素质,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战国时期,吴起讲过:“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管仲讲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内因就是同本质紧密相关的。只有提高国民素质,才有基础提高综合国力。中医用药治病,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哲理高度重视本质、重视内因的思想,其特点在于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就是要增强细胞的抵抗力,增强人体内部的抵抗力,增强内因;而非西药那样,用来杀死侵入人体的细菌、病毒等,即改变外因。《周易》在“乾卦”中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向天学习,刚健有力,自强,不息!永不停步!这就是强调内因,强调本质,顺天应人,与时偕行,日积月累,以求质的飞跃。“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强不息”这一伟大精神,正是国家、民族、集体、家庭、个人向前发展的原动力。阿斗是无法扶起来的。相反“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讲这话的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就完成了伟大的《史记》的写作。只有有了“自助”,才可能有“人助”、“天助”。勤劳勇敢,是自强不息外在的最具体的体现;自强不息,是勤劳勇敢内在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勤,勤快,勤勉,就是不懈,就是日积月累。劳,辛苦,劳累,就是吃苦负重,就是殚精竭虑。只有勤劳,才能不断地有效地积累,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去量变,一旦瓜熟就蒂落,水到就渠成,就发生质变,事物就提升了层次。“什么道,行之而成。”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勇,英勇,无惧,“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敢,有胆量,含冒昧之意,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之敢,是“敢为天下先”之敢,是开拓创新之敢。《老子》讲的“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讲不去开拓创新,而是讲不去同别人直接争,因为老子深刻认识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不争的手段而去达到争的目的。只有勇敢,下定决心,以愚公移山的勤劳努力,排除万难,才能开拓创新。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能有所前进。特别是在今天,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时代更是要求改革创新。中华文化哲理一贯主张格物致知,知天道,晓天理,明天命,以能“制天命而用之”。《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就是讲的这点。要创新,就要去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规律办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我们论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时,必须特别强调,这些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同唐初名相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两大要点一脉相通,一一相应,是我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两个务必”,这两大要点,实质上,同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一致的,都是要怀有忧患,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奋勇前进的精神. 四、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毫无疑问,正如报告所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包括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包括吸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从来不是排外文化,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中华文化本身就是相互交融的多源文化。孔子编纂《诗经》,就把汉江流域两岸的民歌选编为《周南》、《召南》,放在《诗经》的前面，并且孔子告诫他的独生子伯鱼要学《诗经》,特别要学《周南》、《召南》,强调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告诫他的十分好强的学生子路:“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孔子属于中原文化,是当时中华文化的主体,但他却高度重视汉江两岸的南方文化,主要是荆楚文化。南北朝时代,南北文化大交流与大融合。佛教,印度创造的,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同中国的儒、道并立,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三大主流之一。 近两、三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蓬勃兴起与快速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特别是20世纪的科技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更是天翻地覆。我国落后了,极大地落后了。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在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有差距。但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十分严峻的问题,发展不可持续。我们应如实地面对这一现实,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既不应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归咎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搞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来个全盘西化;也不应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知其一,不知其二,搞狭隘民族主义,重蹈历史覆辙。西方科学技术之所以迅速发展,就是由于西方有着相应的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爱因斯坦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封信中指出,西方科学技术之所以比中国发展迅速,一是由于有系统的逻辑思维,一是由于有严密的实证方法。早在晚清时期,严复也同样认为西方文化长于分析,重于实证。是的,逻辑,长于推理分析,系统明晰;实证,不凭臆断,同推理分析结合,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形成严谨的分科别类的学问,即科学,并在其相应的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还可预期,在一定的时期,还将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这正是我国传统科技所不够的,也是必须向西方学习的,也是我们正在努力学习的。但是,诚如《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所提出,西方科技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只注意分科别类,而忽视整体联系,是还原论的思想,它导致了人类发展道路的不可持续。中、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差异,实质上是中、西文化哲理的差异。没有一种文化,十全十美,中、西方文化各有利弊。但必须强调指出,我国近两三百年来科技的落后,固然反映了我国文化的某些弱点与弊病,但落后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文化,而是江泽民同志对美国《科学》杂志谈话时所指的两大原因,内部政治腐败、外部帝国主义侵略。妄自尊大中华文化是没有根据的,妄自菲薄中华文化更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近两三百年中国是由于中华文化而落后,特别是由于儒家文化而落后,那么,同一个中华文化为什么造就了这两三百年前中华民族的辉煌?为什么汉代“独尊儒术”,宋代的“儒学复兴”,反而没有阻碍汉、宋时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为什么一贯尊儒的“亚洲四小龙”,儒学反而没有压制他们的经济腾飞?有什么理由只根据近两三百年中国的落后,就断定中华文化落后,应该摒弃?如此等等,这在逻辑上是无法回答的。当然,决不是讲中华文化完美无缺,但是,中华文化是伟大的。正因为中华文化的伟大,正因为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因此,我们必须向一切先进文化学习,老老实实地学习。 目前,我国在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我国建设发展极为迅速,在世人刮目相看的形势下,固然要反对妄自尊大,更要反对妄自菲薄,我们要高度警惕中华文化实质上的“断裂”。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解读“五四运动”批判精神,既要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批判矛头的指向及其实质,又要充分肯定中华文化及其哲理的巨大生命力。其实,“五四运动”批判精神也是中华文化哲理与当时西方先进文化结合的凝现。现在,我们的科学文化基本上是学习西方的，如果加上对中华文化之寡知,对中华人文文化之陋见,对中华文化经典之不读,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之不承,对中华文化哲理之无知,甚至对相反者,鄙视、讥笑,甚至斥为倒退，这样中华文化会不会断裂?这个严重的危险是存在的!如何认识与对待中华文化的问题,是个深层次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如何认识与对待民族精神的问题、爱国主义的问题,是个极为根本、极为原则的大问题。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哪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又哪有什么民族精神?所以中国特色一定是:一是要背靠五千多年,一是必须要坚持“三个面向”,实实在在扎根在中国历史中与在中华大地上,真正体现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抛弃了五千多年,断裂了中华文化传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根本,丧失了生命的灵魂,就是丧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致自我埋葬;抛弃了“三个面向”,忘记了“与时俱进”,就是丧失了源头的活水,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就是丧失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遭时代淘汰。我愿引用爱因斯坦两段话,以引起我们的深思，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一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这就需要大量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不可否认,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开明的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哲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爱因斯坦说:“我们犹太祖先,即先知者,和中国古代贤哲们了解到并表明，铸就我们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目标的产生与确立。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懈的努力来摆脱反社会的、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成为一个幸福的群体。”爱因斯坦谈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希腊文化是西方科学文化的源头,犹太人是爱因斯坦的祖先,爱因斯坦在谈话中将中国古代贤哲同古希腊智者与犹太先知者并列,这充分肯定了以中国古代贤哲们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及其哲理。在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今天,思考一下一位举世公认的极为卓越的国际伟人爱因斯坦的话,是大有裨益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满怀信心地预期:对世界将面临的下一次的科学革命,东方科学思想将具有指导作用,整体论思想将是这次科学革命的灵魂。我认为,这一预期是有根据的，我们也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力弘扬,也必将极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4、确保舆论导向正确的制本之策
正确的导向是新闻宣传的生命。确保舆论导向正确，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对于从根本上加强新闻队伍的政治思想建设和党的新闻舆论阵地建设，使新闻工作更好地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是新闻战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新闻战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做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整个新闻宣传工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宣传工作，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整体的，而不是零碎的，其核心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各项新闻宣传。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新闻宣传中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宣传的灵魂。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宣传中的指导地位，做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闻宣传；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确保舆论导向正确，使新闻宣传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确保在新闻宣传中贯彻“三贴近”的原则，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确保新闻宣传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一句话，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真正做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宣传工作。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是新闻工作适应思想理论领域新形势的迫切需要 前不久，党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分析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为全面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党中央的这一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极主动，把握得当，导向正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加强。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一些噪音杂音时有出现，应当说，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些情况和问题在中央有关文件中都严肃地指出来了，并对其背景和原因作了科学、深入的分析。学习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前在新闻战线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不但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迫切。 第一，从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看。毛主席早就有过关于“两杆子”的论述。毛主席说，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这是真理。其真理性已为党的历史所证明，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所证明。多的不说，只讲两件事。一件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一件是苏联解体。这两件事，一件是国内的，一件是国际的，都震撼人心，震撼世界。这两件事再深刻不过地说明了笔杆子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事关社会稳定，事关国家安全，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深刻地认识到，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对各种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决不能掉以轻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绝不能稀里糊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会十分激烈。这是由国际国内的各种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也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第二，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看。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噪音、杂音是客观存在。对这些问题既不能麻木不仁，也不应大惊小怪，最重要的是保持头脑清醒，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噪音、杂音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噪音、杂音的复杂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最怕的是头脑不清醒，最容易贻误事业的也是头脑不清醒。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做到思想敏锐、清醒坚定。 第三，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极端重要性看。***本关键字已替换***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胡锦涛同志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舆论导向正确，社会稳定，人民团结，事业兴旺，是党和人民之福。”***本关键字已替换***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的这些论述，都是对舆论导向极端重要性的科学概括。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正确的舆论导向确确实实是新闻宣传的生命。舆论导向正确，有缺点有毛病也好纠正。但舆论导向错误，则一错皆错，也难以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也难以挽回。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搞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搞新闻宣传，第一位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第一位的任务、第一位的责任，就是要把好导向关。新闻工作中难免有疏忽，但绝不能在导向问题上发生疏忽；新闻工作中也难免犯错误，但在导向问题上绝不能出错误。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强导向意识，做到保持一致、服务大局。 第四，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看。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形式，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立场。由于新闻舆论工作能够更加直接地、广泛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它又常常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除了要增强忧患意识、政治意识、导向意识外，还应增强阵地意识，做到旗帜鲜明、守土有责。 总之，无论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看，还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看，为了确保舆论导向正确，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使新闻宣传更好地服从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都非常有必要在广大新闻工作者中普遍深入地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教育活动。可以说，在新闻工作者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教育活动，既是新闻战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从长计议、从现在做起，切实加强新闻队伍建设、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新闻宣传水平的治本之策。 三、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也是由我们新闻队伍的现状决定的必须肯定，我们这支新闻队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特别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锻炼，绝大多数同志在政治、业务、作风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和进步。但也应当看到，我们这支队伍在前进中，特别是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相比，与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形势和日益繁重任务的要求相比，在整体素质、尤其是政治思想素质方面还有不适应之处。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没有牢牢扎根。 一种情况是，一些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老同志，由于结合新的实际学习研究不够，特别是由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还不深，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和理解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上，难以适应目前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年轻的同志，本来就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缺乏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加之实践锻炼的时间又短，以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头脑中还比较淡薄，更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指导和规范自己新闻业务活动的能力。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同志由于受错误思潮或消极思想的影响，头脑里“主义”少了，“实惠”多了，反映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政治意识不强、大局意识不强、责任意识不强，在一些问题上，有时甚至稀里糊涂。 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情况，但主要是这三种。这些情况也说明，当前在新闻战线、特别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教育活动，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紧迫的、及时的。人有人的灵魂，媒体有媒体的灵魂，办媒体人的灵魂与所办媒体的灵魂应当是相通的、一致的。我们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媒体的灵魂，就必须首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报人、电台人、电视人的灵魂，具体地说，就是要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精神，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就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一）充分认识做好高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行各业产业大军的优秀代表，是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在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技能人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要求不断提高，高技能人才工作也面临严峻挑战。从总体上看，高技能人才工作基础薄弱，培养体系不完善，评价、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轻视技能劳动和技能劳动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当前，高技能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制造、加工、建筑、能源、环保等传统产业和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阻碍产业升级的“瓶颈”。 本世纪头２０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的高技能人才，稳步提升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增强我国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必然要求，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社会氛围，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决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牢固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不断增强做好高技能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高技能人才工作作为加快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努力开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局面。 （二）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以职业能力建设为核心，紧紧抓住技能培养、考核评价、岗位使用、竞赛选拔、技术交流、表彰激励、合理流动、社会保障等环节，进一步更新观念，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高技能人才资源开发和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和完善企业培养、选拔、使用、激励高技能人才的工作体系，形成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带动技能劳动者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发展壮大。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技能人才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加快培养一大批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型高技能人才，建立培养体系完善、评价和使用机制科学、激励和保障措施健全的高技能人才工作新机制，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中、初级技能劳动者比例结构基本合理的格局。到“十一五”期末，高级技工水平以上的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２５％以上，其中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５％以上，并带动中、初级技能劳动者队伍梯次发展。力争到２０２０年，使我国高、中、初级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格局。 二、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三）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健全和完善以企业行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互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在国家发展职业教育、实施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中，突出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的培训基地作用。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和培训，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团体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职工培训制度和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步伐。结合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以及重大技术和重大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培养高技能人才。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产业工人中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 （四）以企业行业为主体，开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多种途径。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要结合本行业生产、技术发展趋势以及高技能人才队伍现状，做好需求预测和培养规划，提出本行业高技能人才合理配置标准，指导本行业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增强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发挥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作用。各类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应结合企业生产发展和技术创新需要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规划，并纳入企业发展总体规划。企业应依法建立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加强上岗培训和岗位技能培训，可采取自办培训学校和机构，与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联合办学、委托培养等方式，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鼓励企业推行企业培训师制度和名师带徒制度，建立技师研修制度，并通过技术交流等活动促进高技能人才成长。鼓励企业依托车间班组，通过岗位练兵、岗位培训、技术比赛等形式，促进职工在岗位实践中成才。鼓励企业结合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技术项目引进，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并通过研发攻关等活动，促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要将高技能人才培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业绩考核的内容之一，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积极支持、推动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机关事业单位也要结合各自实际，做好本部门本单位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五）建立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各地要建立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可由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行业和职业院校代表，以及有关方面专家组成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协调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规划，确定培养方向和目标，指导和协调学校与企业开展合作。 进一步调整教育结构，对承担高技能人才培养任务的各类职业院校，要规范办学方向和培养标准。职业院校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紧密结合企业技能岗位的要求，对照国家职业标准，确定和调整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与合作企业共同制定实训方案，采取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导师制等多种方式实施培养。对积极运用市场机制开展校企合作、实施产学结合，并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职业院校，中央财政在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奖励。鼓励普通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企业应结合对高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与职业院校联合制定培养计划，提供实习场地，选派实习指导教师，组织学员参与技术攻关。支持企业为职业院校建立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实行校企合作的定向培训费用可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对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承担实习见习任务、培训成效显著的企业，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奖励。 （六）支持和鼓励职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广大职工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钻研岗位技能，积极参与技术革新和攻关项目，不断提高运用新知识解决新问题、运用新技术创造新财富的能力。鼓励并支持企业通过出国培训（研修）和引进国外先进培训资源等方式培养高技能人才。职工经单位同意参加脱产或半脱产培训，用人单位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参加培训人员的薪酬制度和激励办法。对参加当地紧缺职业（工种）高级技能以上培训，获得相应职业资格且被企业聘用的人员，企业可给予一定的培训和鉴定补贴。 （七）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充分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的作用，依托大型骨干企业（集团）、重点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建设一批示范性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有条件的城市，可多方筹集资金，根据本地区支柱产业发展的需求，建立布局合理、技能含量高、面向社会提供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服务的公共实训基地。 三、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建立和完善高技能人才考核评价、竞赛选拔和技术交流机制 （八）健全和完善高技能人才考核评价制度。大力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积极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进一步突破年龄、资历、身份和比例限制，加快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要结合生产和服务岗位要求，强化标准，健全程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符合高技能人才特点的业绩考核内容和评价方式，反对和防止高技能人才考评中的不正之风。对在技能岗位工作并掌握高超技能、作出重大贡献的骨干人才，可进一步突破工作年限和职业资格等级的要求，允许他们破格或越级参加技师、高级技师考评。 积极探索高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逐步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鉴定、企业技能人才评价、院校职业资格认证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实施办法。依托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逐步开展高技能人才评价改革试点。试点企业可按规定，结合企业生产和科研活动实际，开展技师、高级技师考核鉴定工作。在职业院校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努力使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开发与后备高技能人才评价要求相适应的课程标准。选择部分职业院校进行预备技师考核试点，取得预备技师资格的毕业生在相应职业岗位工作满两年后，经单位认可，可申报参加技师考评。推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制度，为劳动者提供专项职业能力公共认证服务。 （九）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和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为发现和选拔高技能人才创造条件。对职业技能竞赛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技能人才，在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的同时，可按有关规定直接晋升职业资格或优先参加技师、高级技师考评。 （十）积极组织高技能人才技术交流活动。依托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人才交流机构或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行业组织、职业院校，或通过科技协会、技师协会、职工技术协会、职业教育培训协会以及高技能人才工作室等，举办各种形式的高技能人才主题活动，为高技能人才参与高新技术开发、同业技术交流以及与科技人才交流、绝招绝技和技能成果展示等创造条件。挖掘和保护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技艺，实现代际传承，使之发扬光大。鼓励和支持高技能人才参与国际间职业技能交流活动。 四、建立高技能人才岗位使用和表彰激励机制，激发高技能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 （十一）健全高技能人才岗位使用机制。进一步推行技师、高级技师聘任制度。充分发挥技师、高级技师在技能岗位的关键作用，以及在解决技术难题、实施精品工程项目和带徒传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探索建立高技能人才带头人制度，在进行重大生产决策、组织重大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项目时，要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带头人的作用，并给予经费等方面的支持。高技能人才配置状况应作为生产经营性企业及实体等参加重大工程项目招投标、评优和资质评估的必要条件。 （十二）进一步完善高技能人才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用人单位完善培训、考核、使用与待遇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引导和督促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经营情况，完善对高技能人才的激励办法，对优秀高技能人才实行特殊奖励政策。允许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探索实施有利于鼓励优秀高技能人才创新创造的收入分配制度。企业应对高技能人才在聘任、工资、带薪学习、培训、休假、出国进修等方面，制定相应的鼓励办法；对到企业技能岗位工作的各类职业院校毕业生，应合理确定工资待遇；对参加科技攻关和技术革新，并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可从成果转化所得收益中，通过奖金等多种形式给予相应奖励。 （十三）表彰和奖励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以政府奖励为导向，企业奖励为主体，辅以必要的社会奖励，对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进行表彰和奖励。对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给予崇高荣誉并实行重奖。进一步完善国家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制度，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全国技术能手给予奖励，并通过企业支持、社会赞助等多种方式筹集经费，鼓励他们参加培训深造、带徒传技、同业交流、技术创新等活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对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进行奖励，并参照高层次人才有关政策确定相应待遇。 五、完善高技能人才合理流动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高技能人才配置和保障水平 （十四）引导高技能人才按需合理流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法维护用人单位和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保证人才流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柔性流动和区域合作机制，鼓励高技能人才通过兼职、服务、技术攻关、项目引进等多种方式发挥作用。加强对高技能人才流动的宏观调控，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引导高技能人才面向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项目流动。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流动服务体系，完善高技能人才信息发布制度，定期发布高技能人才供求信息和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引导高技能人才遵循市场规律合理流动。探索引进国内紧缺、企业急需的海外高技能人才。在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开设专门窗口，为高技能人才提供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劳动合同鉴证、社会保险关系办理、代存档案等“一站式”服务。鼓励人才交流和社会各类职业中介机构为高技能人才提供相应服务。 （十五）完善高技能人才社会保障制度。在进一步落实好高技能人才社会保障权益的同时，做好高技能人才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不同性质单位、不同行业和跨地区流动中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工作，逐步突破部门、行业、地域和所有制限制。高技能人才跨统筹地区流动，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按规定转移。具备条件的企业，应积极探索为包括生产、服务一线的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和补充医疗保险。 六、加大资金投入，做好高技能人才基础工作 （十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渠道筹措的高技能人才投入机制。各级政府要根据高技能人才工作需要，对高技能人才的评选、表彰、师资培训、教材开发等工作经费给予必要的支持。地方各级政府要按规定合理安排城市教育费附加的使用，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给予支持。要从国家安排的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专项经费中，择优支持高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的职业院校。将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建设纳入国家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划。 企业应按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职工工资总额的１．５％－２．５％），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应按相关规定提取职工技术培训经费，重点保证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对自身没有能力开展职工培训，以及未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的企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依法对其职工教育经费实行统筹，由劳动保障等部门统一组织培训服务。机关事业单位要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经费投入机制。 鼓励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对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捐赠和其他培训服务。企业和个人对高技能人才培养进行捐赠，按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和参与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职业院校提供融资服务。各类职业院校可按照高技能人才实际培养成本提出收费标准，经物价部门核定后向学员收取培训费用。 （十七）做好高技能人才基础性工作。加强高技能人才相关理论研究，加快高技能人才法制建设。做好高技能人才调查统计和需求预测工作。完善国家高技能人才信息交流平台，开发高技能人才信息库和技能成果信息库。加强适用于高技能人才的远程培训和现代培训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快编制、修订技师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标准，加强职业技能鉴定题库开发，健全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制度。组织开发反映企业岗位需求、符合高技能人才培养特点的教材及教学辅助材料。加强高技能人才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七、加强领导，营造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氛围 （十八）切实加强对高技能人才工作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高技能人才工作作为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要建立由组织、劳动保障、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国防科工、财政、人事、国资等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参加的高技能人才工作协调机制，负责对高技能人才工作的宏观指导、政策协调和组织推动。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部门要加强宏观指导，劳动保障部门要进行统筹协调，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共同做好高技能人才工作。 （十九）加强舆论宣传，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造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的作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大力宣传高技能人才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树立一批高技能人才的先进典型，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努力营造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氛围。（完） 5、 |
